這些要點的通則是：確保使用者同意勸服科技的目標設定。雖然這個原則能夠有效降低誤用或濫用勸服科技的可能性，卻會把勸服科技帶進一個兩難困境：尊重使用者但沒有效果。安裝 APP 時提醒使用者注意隱私條文的視窗很快就被關掉、駕駛很少真的在意儀表板上的因為超速而轉紅的數字、運動手環一天振動三次我也不見得會起來一次。如果勸服科技的用處是改變使用者行為，那麼遵守倫理守則的勸服科技顯然沒什麼用——這些守則正在剝奪勸服科技的能力。
問題的根源在於，人類目標經常很複雜而且相互衝突。我的長期目標是身體健康，我也清楚知道多活必須多動，但手環振動的時刻，我正好在寫文章、看影片、或讀小說，這時候我的（短期）目標是完成這些工作、避免被打斷、或享受這段時光。雖然我同意運動手環的目標設定，但這個勸服科技在某些時刻其實違反了我當時的目標。換句話說，「使用者同意目標設定」往往只是雞肋，我們很少有人不同意「健康」或「財富」這種理想。留給使用者極大的決定自由，說穿了只是複製原來生活中的掙扎情境與結果：長期與短期目標相互衝突，得勝者往往是後者。
更麻煩的是，有些目標非常重要，但卻很難獲得普遍認可。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環保——想想拒絕相信氣候變遷（舊稱「全球暖化」）或即使相信也不認為有責任的人。這些人並非少數，而且我們很難用「他們不理性」的指責就輕易了事（何況他們也不會因為指責而改變）。這個困境其來有自：我們無法將環保確立為眾人都該遵守的道德或法律規範。為什麼？
一般來說，道德或法律規範雖然限制自由，但這種限制最終是為了保障個人利益。想像一個完全沒有排隊這種概念的社會，人們經常為了先後次序打得你死我活，因而彼此仇恨且互不信任。想反的，另一個社會逐漸發展出排隊的概念，而且大家約定排隊是人人都該遵守規範。你會想要生活在哪個社會？答案很明顯。前者很自由但不穩定，個人利益最終受到損害；後者不太自由但平順安穩，每個人都能獲到（一定比例）自己想要的。換句話說，這種契約模式確保了道德或法律規範和個人利益的並行不悖。
正因如此，很少有使用者反對促進「安全駕駛」的勸服科技。因為這樣的勸服科技看似減少駕駛開車的自由度，但最終其實保障了他的安全——當他走路的時候，別人車上的超速警示很可能救他一命。這種契約賴以成立的相互性，在環境問題上幾乎不存在：愛護環境的你，可能得不到明顯或立即的好處。亂丟垃圾可能還好解決，但氣候變遷往往只能雙手一攤：氣體會擴散且需要時間累積或淨化，你減少排放二氧化碳，呼吸到好空氣的可能是一千公里以外的人或者你的孫子的孫子，但立即承受出門不方便、走路滿頭大汗、工作效率降低、少賺一小時薪水的，是你。
這樣「善似乎沒善報」的規範，很難被大眾普遍接受為長期目標。這就是為何環境倫理或環保哲學極力想要去除「人類中心」觀點，因為除非人類不以個人獲利為考量，環保的法律或道德規範才有可能真的形成並且強化，而不只是當前的「若有似無」。然而在此之前，如果勸服科技把「使用者同意目標設定」奉為圭臬，那麼勸服科技無異自廢武功——要不就是軟弱無力，要不就是置之不理。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12 期，2018.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