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哲學——到底是幹嘛的啦？聽起來就是個讓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的學科啊！每次向人提到我目前正在攻讀技術哲學，很常見到一臉疑惑或者很「呃…」的表情。跑到荷蘭學習哲學已經有點奇怪（我一直沒聽說來台灣荷攻讀哲學的前輩），更何況前面還加上「技術」兩個字！為了更清楚理解荷蘭在這個領域的獨特之處，我們首先必需先瞭解一下什麼是技術哲學。
「技術哲學」討論與研究什麼？
由於古代哲人在思考與論辯中強調智性／知識在思考與論辯上的重要性，因此著重手工與製作的「技術」（Techné）也有意無意地逐漸被排除在哲學各種思考主題之外。一直要到 19 世紀中期以後，「技術」才逐漸成為哲思主題之一，哲學家們開始思索「技術」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到底是什麼。不過，時至今日，技術哲學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實際上也只能說稍具雛型而已（註 1）。就跟所有「○○哲學」一樣，技術哲學早期的核心問題一直是「什麼是技術？」、「技術的本質是什麼？」這個問題的回答，大致可以分為樂觀派與悲觀派兩個陣營。
樂觀派發軔較早，他們認為，技術不單純是「應用科學」（applied science），而是具有自身獨特的認識論——不只與科學的目的不同，就連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不一樣。例如，卡普（Ernst Kapp）認為技術是人體組織器官的「投影」（鉤子好比彎曲的手臂），不論製作者是否清楚意識到這個事實，這都意味著技術就是人類自身能力的拓展。這正是為何這一派可以被冠以「樂觀」的原因：技術能夠解放人類的肉體限制，也因而具有主導人類進步歷史的能力——換句話說，追求技術發展正是人類存在的目的之一。
然而，這個樂觀的態度，在第一次與第二世界大戰以後，開始逐漸浮現反彈與反省的聲音，例如較為社會科學所熟知的孟福（Lewis Mumford）以及哲學界大人物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悲觀派雖然同意技術有其自身價值，但卻認為技術不但沒有解放人類，反而成為禁錮人類的牢籠。例如，海德格認為技術的本質是名為「座架」（enframing，德文 gestell）的存在方式（也如此被人類思考與認識），將一切事物安置於其上並轉化成為可供人類利用的資源（電廠水壩阻斷河水將之轉換為電能）——甚至包括人類自身（聽過人力資源嗎？）。從海德格的想法看，技術的本質就是把自然變成可供利用的東西，而人類也在這種技術思維之下，變成資源之一。
在悲觀派的思索下，「技術」將世界與人類限縮在某個特定的面向（例如效率），進而導致悲觀的後果：一方面這個社會必須對工程師與科學家言聽計從，另一方面人類與人性（humanity）受到侷限而且無處脫逃。這個有時被稱為「人文主義導向」的派別至今對我們在了解「技術」上仍有許多重大影響力，在台灣許多科技相關抗爭中不難看到這種類型的論述。
從舊到新：技術哲學中的經驗轉向
技術哲學的樂觀派與悲觀派雖有前述重大差異，但雙方其實有三個共通之處。
- 在追問「技術是什麼？」時，兩派都把「技術」視為一個「整體」（大寫的 "T"echnology），再來追問其本質為何。
- 由於把各種技術統一視為某種本質，導致這兩派得出的結論分別佔據兩個極端——技術社會（techno-society）要不很美好，要不很悲慘，沒有中間地帶。
- 1980 年代前這兩派沒有轉圜餘地的理論傾向，實際上都帶著某種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態度。然而，當代各種學術領域，不論社會學、經濟學、或歷史學，都已經很少承認與接受「○○決定論」這樣的理論傾向。
轉變的契機在 1980 年代前後，那時一個新興的領域「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或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簡稱 STS）逐漸誕生，研究者分別從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的角度，以個案研究的方式來討論社會如何影響各項科技（technologies）的誕生，以及各種科技的出現又如何影響社會。不過，在當時的這個潮流中，技術哲學的意味並不明顯。
真正把帶有 STS 意味的技術探討，發展成為技術哲學發展基底的，是荷蘭這個小小的國家。在千禧年前夕，荷蘭的湍特大學（University of Twente）與台夫特科技大學（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兩間學校的哲學系，分別開始有系統地整理與引進 STS 的研究觀點（註 2）。兩間學校強調技術哲學應捨棄以往把科技視為整體的這種思考起點，而推動「經驗轉向」（empirical turn），關注在實際情境中不同科技的生成與使用，並從經驗研究中開展對於技術的哲學思考。換句話說，新生代的技術哲學不再化約式地「向後」追問技術的抽象本質，而是從現實情況「向前」追問技術的複雜樣貌與知識型態。
技術哲學中荷蘭學派的學術表現
這個由荷蘭哲學界發起的「經驗轉向」運動，逐漸導引也形塑了整個技術哲學界的走向。雖然世界各地都有人從事技術哲學研究，但沒有哪個國家像荷蘭一樣如此熱衷。北美的技術哲學先驅人物 Don Ihde 甚至笑稱「荷蘭的技術哲學家人均指數高於世界任何國家，平均沒幾個人就有一個技術哲學家」（註 3）；也沒有哪個國家像荷蘭具有這麼整齊的技術哲學研究隊伍，集中座落於幾個重點大學而非單打獨鬥的個體戶，甚至足以被賦予「荷蘭學派」（Dutch School）的美名（註 4）——我們大概很難在其他學術領域聽到有什麼荷蘭學派吧？事實上，也只有荷蘭擁有一個具有政策影響力的跨校級技術哲學聯盟——由前述的湍特、台夫特、以及艾霍芬科技大學（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技術哲學團隊共同組成的 3TU.Ethics 研究中心（更新：2017 年起改制為 4TU）。
想要知道某個國家或學校在特定領域的影響力，只要看看該領代表期刊的文章刊登情況就可略知一二。根據我的簡易統計（註 5），在技術哲學領域的代表期刊《Techné》中，過去將近 20 年刊登的 288 篇論文中，來自荷蘭 3TU.Ethics 組成學校的文章就佔了 11% 、共計 32 篇（尚不包含幾篇來自荷蘭其他學校的文章）（註 6）。若以學校來看（如下圖），論文數量第一名的是湍特，第二名則是台夫特，剛好印證了前述這兩間學校的主導地位。來自這兩校的作者人數分別是九人與七人，亦為所有學校之冠，這也佐證了荷蘭技術哲學具有較高的團隊性質（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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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哲學論文發表篇數比較。（圖表製作：作者自製） |
荷蘭技術哲學究竟說了什麼？
雖然湍特大學（University of Twente）與台夫特大學（TU Delft）同為技術哲學的領頭學校、荷蘭學派的一員，但兩者的研究取向並非一致（註 8）。
TU Delft 的取徑經常被稱為工程導向（engineering-oriented）技術哲學，主要專注於探討工程本身的思考／推理（reasoning），例如 Kroes 與 Meijers 兩位學者認為科技物（technical artifact）具有雙重特性，其一是物理結構上的，包括元件組成順序與位置安排、物質的自然原理和法則…等；其二是功能上的，包括產品的預定用途、使用者設定與市場…等，而工程設計的思維就在於彌補兩者之間的鴻溝，同時權衡當中的利弊得失（註 9）。
不難看出，工程導向技術哲學十分類似早年的樂觀派，主要看重技術的工程面向，並且認為技術是一種不同於科學的認識論。這個渠徑比較具有學院派的分析風格，有些學者甚至宣稱在弄清楚工程設計的思考模式之前，沒有必要（也不能）討論科技與社會兩者的互動關係。
相較於 TU Delft，Twente 的取徑則被稱為社會導向（society-oriented）技術哲學，目前在荷蘭學派中較佔主導地位。不同於 TU Delft 傾向聚焦在工程本身，Twente 將學者多將重心放在科技與社會兩者的交互影響。例如，Verbeek 提出的科技中介論（technological mediation theory）認為技術雖然表面上是人類介入自然的方式，但實際上時刻影響著人類如何認識世界與採取何種行動（註 10）。比如說，產檢超音波不是單純地呈現胎兒在母親子宮內的景象，同時也會影響父母對於胎兒的感知，以及胎兒與母親的地位（胎兒成為醫療視覺中被評估的潛在病人，而母親則被看作是背負提供養份責任的容器），而本來不是爭議也沒得爭議的問題——胎兒有基因疾病是否應該墮除——如今變成一個十分敏感的道德話題與選擇負擔。
由於胎兒缺失比以往更容易被看見，有些學者因此認為產檢超音波將會導致墮胎數量增長，然而從科技中介的觀點來看，因為超音波技術看見胎兒，同樣可能加深雙親與胎兒之間的情感連帶，反而更難做出墮胎的決定（註 11）。我們可以從這個例子看出，社會導向的技術哲學不意味著過去悲觀派的論調，而是認為技術與許多所謂的社會範疇——例如道德、權力、民主——兩者乃是相互構成的（co-constituted），不同的科技發展與不同的社會樣態相伴而生，與其直接追問科技「是什麼」，不如藉由討論科技「（在社會中）能做什麼」來提供答案。
荷蘭技術哲學對於台灣的啟示
荷蘭對於技術哲學的重視，以及荷蘭技術哲學的內容，對於台灣而言頗有雙重意義。首先，作為地峽人稠又深受自然災害（淹水）所苦的小國，荷蘭清楚明白科技是他們必須極度仰賴的工具（看看科技大學在荷蘭的地位何其重要就可得知一二），就連看似自然的花卉（鬱金香）與農業產業也都奠基於超強的培育與物流技術之上。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技術進行深入思考是必須甚至必要的，唯有仔細洞察技術與社會的關係、提供一個規劃科技社會發展時得以依循的視角，一個社會或國家的未來才不至於陷入科技與社會兩者的分崩離析與敵對狀態。
對於台灣社會來說，這個態度更加值得關注。台灣長期以來存在一種我稱為「錄音帶現象」的狀態：科技領域有其專家與知識，擅長提供科技解決（technological fix）方案，而社會領域亦有專家與知識，擅長提供社會解決（social fix）方案，然而在面對同樣的社會問題時，這兩個領域就像一捲錄音帶的 A 面與 B 面，雖然同在台灣這張專輯名稱之下，但兩者既不連續也不清楚彼此，更遑論攜手合作。就像荷蘭技術哲學家經常遊走於設計與工程的學界和業界一樣，台灣也需要發展技術哲學來橋接長期分裂的科技與社會。
再者，除了需要技術哲學這個領域之外，台灣或許也需要類似荷蘭技術哲學的理論態度。荷蘭深知以自身條件無法放棄科技，所以他們並不強調拋棄科技來保護或順應自然，也不訴求全然的安全無虞；相反地，他們在自然與技術中找尋一種協調的方式，也願意接受一定程度的技術風險。
很多人把荷蘭近年「還地於海」的政策理念詮釋為一種回歸自然的環保態度，然而實際上還地於海的成功基礎正在於更精確的科學規劃與技術設置——這個被保護的自然與技術相伴而生。對於近年瀰漫反對科技發展氛圍的台灣社會來說，荷蘭技術哲學的理論態度或許更為「務實」——避免直覺式地以社會範疇之名來為科技發展劃定警戒線，一旦科技越線便群起攻之（例如台灣許多科技抗爭中常常訴諸「預警原則」），而是仔細觀察和思考科技與社會的共同發展（註 12）。換句話說，當在討論價值問題——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形成什麼樣的社會——之時，我們必須考慮科技可以扮演何種角色，而不是將它排除在選項之外。
結語
這篇不足五千字的短文，很難完整交待技術哲學的發展歷史，以及荷蘭學派的學術位置和理論蘊含，但希望至少能夠提供一個粗略但輪廓還算清晰的圖像，足以瞭解荷蘭有個領先全球的學術領域叫做技術哲學、這個領域的大致內涵為何、以及這個領域對於台灣的意義和啟示。台灣不一定要學習荷蘭，但卻有必要理解這個國家有何值得學習之處。如果你／妳對技術（工程、設計）和哲學同時感到興趣，歡迎前來荷蘭看看。
註釋：
- Mitcham, C. (1994). 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湍特大學部份請參閱 Achterhuis, H. (2001[1997]).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rn. (R. P. Crease, Tra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台夫特大學部份請參閱 Kroes, P. & Meijers, A. (2000). 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msterdam: JAI.
- Ihde, D. (2010).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or Technoscience?).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14(1), 26–35.
- Durbin, P. T. (2006). Dutch School.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10(2), 177–190
- 洪靖（2014），Beyond Heideggerian Criticism toward Technology: The Implications of Dutch Society-Oriente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for STS in Taiwan。新竹：第六屆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STS）年會。
- 統計期數從 1995 年的創刊號到 2013 年第 17 輯第二期，而 288 篇論文中不包含一期的 journal book 與書評（但包含 review essay）。
- 與荷蘭相較，論文發表數量第三名的美國 Virginia Tech 雖有十篇論文，但作者僅有兩位——其中一位囊括了九篇論文。
- Brey, P. (2010).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fter the Empirical Turn.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14(1), 36–48.
- Kroes, P., & Meijers, A. (2002). The Dual Nature of Technical Artifacts: Presentation of a New Research Programme.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6(2).
- Verbeek, P.-P. (2005). What Things Do: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gency, and Design. (R. P. Crease, Tran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Verbeek, P.-P. (2008). Obstetric Ultrasound and the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of Morality: A Post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Human Studies, 31(1), 11–26.
- 洪靖（2015），〈道德的技術或技術的道德：評 Verbeek's Moralizing Technology〉。《科技、醫療與社會》21 期。
※本文首刊於【荷事生非】：上集、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