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時，英國社會學家柯林葛瑞奇（David Collingridge）指出，預測科技和控制科技基本上是相互違背的兩種行動。當某個科技還沒完全成熟、廣泛應用時，我們頗有機會和能力去影響和介入它的發展，但問題在於，此時我們並不知道它會帶來什麼社會後果；相反地，當我們可以清楚猜到或者見到某個科技帶來的社會後果時，這個科技往往已經技術成熟且被大量使用，以至於我們很難再去做出任何大幅度的修改或者撤回（註）。
這就是所謂的「柯林葛瑞奇兩難」（Collingridge Dilemma）。一個簡單的例子是：汽車。一般認定為「現代汽車」的雛型大約誕生於 1885 年，但直到最近二十年，我們才意識到汽車不只污染空氣還會破壞生態（想想石虎）。現在即使再多科學證據告訴我們必須減少開車，多數人還是很難做到——為什麼？因為一個以汽車為中心的交通系統早在一百年間建立了起來。當前的道路硬體、交通號誌、甚至法律規定，不只在個體層次阻礙我們改換交通工具，在集體層次也讓一個社會或國家難以大幅度轉向其他的交通科技。
另一個例子是核能。當前想要用綠能取代核能的最困難之處，仍然是核能作為基載的能力。簡單來說，就是核能能夠提供比較穩定的發電，而「穩定」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多數的電子設備都需要穩定的電壓與電流才能運作，而人類社會的運作正是建立在這些穩定運作的電器之上——我們常把這些電器視為裡所當然的「背景」，難以想像一種忽然有電又忽然沒電的生活型態。當然，這不是說綠能絕對無法取代核能，而是指出一個難以否認的事實：這種取代並不容易，需要很高的成本。
柯林葛瑞奇兩難，會因為科技的複雜程度越來越高，而變得越來越艱鉅。原因是，一項科技的技術程度越複雜，在創造與設計它的過程中，就會有越多的人、事、物牽扯其中，與該科技組成一張「共存亡」的網——看起來各自獨立，實則相互依賴。當科技的網越大，意味著要撼動或改變它的成本越高。前述汽車的例子中，我們很容易想到，因為太多人依賴汽車出行甚至維生，所以改變交通科技並不容易，但如果是和我們生活無關的高科技，比如說貫穿法國與瑞士「粒子加速器」呢？
這個粒子加速器的正式名稱是「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用於高能物理研究。表面上看，與這個加速器有關工作人員，還有依賴它做實驗的研究者，整體數量一定少於開車的人，但深究起來，這個加速器關乎整個物理學領域的基礎，甚至一般大眾如何理解宇宙，而且造價及其昂貴，因此人類社會與它的連結程度實際上超過汽車。雖然粒子加速器不一定會帶來危險，但它那隨著高度技術複雜度而來的龐大科技網，使得我們很難捨棄這樣的科技——即使對多數人來，我們好像根本用不到它。
正如柯林葛瑞奇所言：「當改變還很容易的時候，我們難以預見何以需要改變；但當改變的需要顯而易見時，改變早已變得昂貴、困難、而且耗時。」對於科技發展來說，這是一種難以脫逃的命運，困擾著人類社會。當科技變得複雜，柯林葛瑞奇兩難也會加劇。於實際生活幾乎無關的粒子加速器尚且如此，遑論人工智慧或基因編輯這種勢必影響你我的先進技術。
我們能夠克服柯林葛瑞奇兩難嗎？該怎麼做？問題的答案，下期分曉。
註：Collingridge D, (1980).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 Milton Keynes,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31 期，2020.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