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能夠直接塑造人們的道德行為。有道德的守法駕駛應該繫上安全帶，對吧？但試著自問，我們繫上安全帶，是因為隨時心懷這種道德準則，還是因為如果不繫的話，車子就會一直嗶嗶叫（有的還會語音說「為了您的安全請繫安全帶！」）？雖然這種設計可以透過改車「繞過」，但顯然大部分車主不會費力去做。
再舉一例，大賣場的手推車。人們為什麼總是乖乖把賣場手推車放回去？其實答案很簡單——為了拿回十塊錢。在荷蘭這種設計並不常見，所以可以看見不少人（尤其是學生）家裡有台來自超市的手推車。如果侵佔物品不只犯法而且不道德，那麼台灣人似乎比起荷蘭人更道德（至少就手推車來說）。前期提到的減速丘（開車降速）、塑膠杯（減少丟棄）、排隊引導線（依序等待）也有類似的道德效果。面對這些技術，我們可以問：「道德」到底在哪裡——在我們心中，還是這些技術裡？如果沒有這些技術，人們道德行為會不會大幅降低？
技術也會創造新的道德選項，例如：產檢超音波。在過去，父母很難知道腹中胎兒是扁是圓，所以很少必須面對「孩子有肢體殘缺，應該墮胎嗎？」的道德抉擇。又或者，在重男輕女的社會裡，產檢超音波的預測功能很可能成為「擇男棄女」的篩選工具（試想早期台灣）。「變得可見」也讓胎兒地位大幅提高，母親則成為太空艙——子宮——的提供者，如何維持太空艙的舒適、安全、與健康，變成母親的首要責任。醫學診斷變得愈加重要，母親則逐漸無緣置喙。
有批評認為「產檢超音波導致墮胎比例上升」。但這忽略了此技術的另一面：看見胎兒讓父母更早與胎兒建立情感關係。孩子的成長日記，往往從貼上第一張產檢照片開始。這是產檢超音波發明前的父母未曾有過的經歷。而這樣的情感連結，經常使得墮胎的決定變得更加困難。特別是對於父親來說，相較於只能經由母親訴說或觸摸母親肚子來間接感知，直接看到胎兒的形象與舉動更容易投入情感，這也是為何越來越多父親主動參與整個生育過程。產檢超音波創造了關乎胎兒與家庭的各種道德選擇，而且這些選擇幾乎無法避免：如果你懷孕了但不做超音波檢查，甚至會被視為不道德的——「不負責任的爸媽」。
不論是直接形塑行為或者提供感知，技術顯然與道德高度相關。荷蘭技術哲學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科技倫理委員 Peter-Paul Verbeek 認為，技術總是「中介」（mediate，大陸譯為「調解」）人們的道德行為，因此很難說道德和技術無關。道德通常被視為「屬人」而非「屬物」的領域——人有道德或不道德，但物有嗎？從上述種種例子來看，人們在展現道德選擇與行為的過程中，各種技術顯然扮演要角。即使技術本身很難做出道德行動，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們的道德常常是在使用技術的過程中誕生的。換句話說，道德並不專屬於人，而是「人＋物」的綜合。
這個觀點並不容易理解，但不表示不可接受。回看人類的歷史長河，早期奴隸不被視為道德主體（道德話題與之無關），女性也沒有道德地位，更遑論動物只是被消費或食用的對象，然而這些情況已不復見。首先是奴隸、然後是女性、直到近期是動物，逐一被納入我們的道德社群與生活之中。對於古人而言，說這些奴隸、女性、動物「有或沒有道德」根本是胡言亂語，但如今說「它／她／牠們無關道德」才是胡言亂語。那麼，誰說技術——各種人造物——不應、不會、或不能獲得相同的認可和對待呢？
註：對於技術與道德相互關係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 Verbeek, P.-P. (2011). 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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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5 期，2017.10.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