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技術物可能造成某些政治效果。最知名的例子，是紐約長島的低架橋。這些橋的高度被刻意建得很低，讓公車無法通過，但一般轎車卻可以。為何如此？因為低架橋橫跨的馬路通往紐約郊區的海灘，那是中產階級白人的休閒勝地，而低架橋能夠阻隔只搭得起公車的黑人和窮人。換句話說，低架橋延續並製造某種特定的政治關係——種族和階級的不正義。重要的是，即使設計者已經離世，他的政治意志卻依然透過低架橋保留下來，並且繼續發揮效力。
技術物本身也可能蘊含某種政治型態。Winner 提供的例子，是核能發電。他認為，由於核能使用的原料——鈾——具有高度被誤用的可能性，而且發電過程本身必須非常謹慎小心，因此能讓核電廠順利運轉的管理樣態，必定是高度專業化的集中模式。換句話說，核能技術與集權管理互為表裡，假如一個國家大量採用核能，那麼將不可避免逐步走向集權政治。如同航行於危險海域中的船艦，需要的往往不是自由行事的船員，而是能在艦長一聲令下集體動作的奴隸划船手。
技術物的確有政治，但 Winner 的觀點並非全部。不論是低架橋或核電廠，都暗指「技術就是權力（power）」，而權力是不怎受歡迎的危險物品。在這樣的理解下，「科技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technology）成為理論解藥、社會運動的實踐目標。但假如深入檢視，就會發現實際狀況其實並非如此。簡單 google 一下就知道，全世界核能發電比率最高的國家是法國（佔全國發電的 76%），但沒有人會認為法國是集權國家——想想幾個月前，選出 Macron 的法國還被讚為成功對抗極右派的民主典範呢！
另一方面，低架橋的政治權力早已消逝，如今美國幾乎人人有車、而公車也不再像以往這麼高大。換句話說，如果技術物有某種權力 A，那麼勢必會有反 A 權力的技術物被發明或製造出來（例如便宜的汽車）。重要的是，這樣技術物然仍是政治的，只是它的權力是「反 A」——要稱為 B 權力也無不可。技術確實是權力的實踐，但這不表示它就一定有害社會或人群。什麼樣的權力？如何操作那種權力？這些才是應該追問的問題。
技術物雖然有政治，但不一定站在民主的對立面。二次世界大戰時任首相的邱吉爾（Churchill）在英國國會重建之時，建議新的會議廳越小越好，而且要讓議員對面而坐。狹小擁擠的空間可以提升議員們的焦躁感，促使他們更積極審議法案，而面對面的座位安排，不只體現英國的兩黨政治，還能讓議員看盡彼此的「嘴臉」（還有動作），激起他們針對預算的辯護與攻防。顯然，邱吉爾的建議造就了我們今天看到的英國國會，而英國已是人人口中「最老牌的民主國家」。
技術物有政治嗎？有，毋庸置疑。Winner 當初的警告不無道理，但只說對一半。我們已經看到，技術物可能傷害民主，但也可能幫助民主。技術物賦有權力，但永遠都有反對那種權力的新技術物誕生。負面詮釋「技術物有政治」的幫助有限（甚至有害），與其藉由「民主化」來去除技術物的政治（和權力），或許我們應該效法邱吉爾，思考如何透過技術物來打造民主，或者設計新的技術權力來捍衛理念。
註：對 Winner 觀點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 Winner, Langdon（1986/2004），〈技術物有政治性嗎？〉，方俊育、林崇熙譯，林崇熙校訂。見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譯《科技渴望社會》。台北：群學，頁123-150。
 |
| 本文（不含圖片）原刊登於《週刊編集》第 6 期，2017.11.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