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哲學與 STS 的交匯：荷蘭 University of Twente

來到荷蘭攻讀博士已經一年多，深深覺得荷蘭雖然不是熱門留學地點，但的確是從事「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或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簡稱 STS）的好地方。藉由這篇文章，我將聚焦介紹我所在的學校 University of Twente，以及目前攻讀的領域「技術哲學」（Philosophy of Technology，簡稱 PoT），並簡要論及 STS 與 PoT 的關係。建議本文可以搭配〈來荷蘭留學吧：荷蘭的博士制度與申請方式〉閱讀。

學校 2014 才剛加裝的大字「扛棒」

University of Twente 與 PoT

Twente 這間荷蘭大學相當年輕（建於 1961 年），雖然在台灣知名度不高，但被歐洲視為最有潛力的學校之一。Twente 系所結構和清大（我的台灣母校）頗為相似，雖以理工與生科為主，但人文社會科系量少質精、學術表現很好；產學合作則類似交大或成大，與產業接觸密集，學生很受業界歡迎，創業者亦不在少數。我所在的 Twente 哲學系，說起來不太同於一般的哲學系——這裡每個老師從事的哲學研究都跟技術或科學有關，無一例外。系上分為三個研究群：人類與科技關係的哲學（philosophy of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科技倫理（ethics of technology）、實踐中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ractice）。

前兩個研究群屬於 PoT，後一個則算是科學哲學。最後這個研究群我接觸較少，但知道這個群組的負責教授 Mieke Boon 同時也是「實踐中科學的哲學學會」（Society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ractice）的五個創辦人之一，這大概也意味 Twente 在這個領域頗有表現。至於兩個 PoT 群組，近年在國際上影響力甚鉅，更被北美知名技術哲學家 Don Ihde 讚為當代技術哲學的重鎮（Ihde, 2009: 20）。目前第一個研究群的負責教授 Philip Brey 是荷蘭 3TU.Ethics 科技倫理研究中心（註 1）的主持人，而這是一個對於荷蘭政府科技政策極具「話語權」的一個跨校組織；第二個研究群的負責教授 Peter-Paul Verbeek（我的老闆）是目前「哲學與技術學會」（The 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主席，正在籌辦 2015 年年中於中國瀋陽舉的技術哲學雙年會。

荷蘭當然並非只有 Twente 在做 PoT 與科學哲學，但整體而言，Twente 的研究隊伍最為整齊，也與 STS 保持最密切的關係。這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來看，一個是組織發展上的，另一個則是研究取徑上的（註 2）。在組織發展方面，Twente 不只是荷蘭最重要技術哲學中心 3TU.Ethics 的發起單位之一，同時也是另一個側重社會學的老牌荷蘭 STS 跨校組織 WTMC （Graduate Research School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odern Culture）的創辦成員。Twente 不少老師都是兩邊跑；有的研究生被放在 3TU.Ethics 博士學程裡（我也是成員之一），有的則加入 WTMC 的博士學程（註 3）。

哲學系所在的行為科學院，建築名稱是 Cubicus

另外，Twente 在荷蘭 STS 的發展歷史扮演了兩個第一：成立荷蘭第一個具有 STS 意義的研究單位 Center for Studies on Problem of Science and Society（荷文 De Boerderij），並且設置第一個建制化的跨領域碩士學程 Philosoph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PSTS)，由哲學系和科學、技術與政策研究系（Departmen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olicy Studies）共同主持，算是一個同時看重社會學與哲學的STS教學取徑。根據以上描述，大概不難看出 Twente 在荷蘭STS發展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順道一提，在台灣最知名的荷蘭 STS 學者、SCOT（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理論創建人 Weibe Bijker 正是在 Twente 獲得他的博士學位。

PoT 與 STS 的理論互動

在研究取徑上，Twente 標誌了技術哲學中的經驗轉向（empirical turn），這個轉向其實很大程度來自 STS 的影響。Twente 的退休系主任 Hans Achterhuis（註 4）在千禧年附近編輯了一本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rn（先 1997 荷文版，後 2001 英文版），介紹了北美六位 PoT 理論家，其中有三位——Andrew Feenberg、Donna Haraway、與 Langdon Winner——都是台灣 STS 耳熟能詳的人物。前系主任 Philip Brey 也在 PoT 的代表性期刊 Techné 刊登一篇名為 Social Constructivism for Philosophers of Technology（1997）的文章，正式引進諸如 SCOT、ANT (actor-network theory)、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等 STS 概念。

以往 PoT 受到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影響極大，傾向把科技視為一個整體——大寫的 Technology（Technology-with-a-capital-T）——來探問科技的本質為何、為科技給出定義。在海德格式的科技觀中，科技通常是一種負面與壓迫的力量，剝奪自然也侵害人性。這種觀點亦單方向地討論與關注科技對於社會的影響，卻忽視在科技的設計、製造、與使用過程中社會所扮演角色與力量。而 STS 對於社會角色的重視，恰好帶給 PoT 一定程度的啟發與眼光。簡單來說，透過學習 STS 研究科技的方式和洞見，PoT 在研究取徑上開始與過去產生一定的距離與斷裂。

就跟 STS 通常不賦予科學和技術某個本質性定義一樣，如今 PoT 研究也鮮少從定義技術出發，而是透過具體的案例研究來看各種科技（technologies）如何與社會不同群體互動，並從中探問未來「科技－社會」的可能問題與發展潛力。在這個新的取徑下，PoT 目前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工程導向（engineering-oriented）與社會導向（society-oriented）。前者的研究對象以工程為主，藉由觀察工程實做（作為一種社會活動）來探討「什麼是工程（與工程知識）」的問題；後者專注探索科技與社會（主要是使用者）的互動，並由此討論「什麼是人」與「什麼是社會」的問題。

技術中介無法消去，只能正面看待分析

社會導向 PoT 對於技術與社會（使用者）關係的關注與 STS 非常接近，許多作品也都大量引用典型STS文獻。不過，與 STS 略有差異的是，PoT 很少提到要以某些社會共識或者道德準則來控制與防範技術發展，也很少論及所謂的預警原則。它的出發點比較接近 Bruno Latour 所提出的 ANT 立場：社會範疇不是解釋項，而是待解釋項。例如，Latour 曾經提問，繫上安全帶是一個優良駕駛應該具備的道德行為，但你是因為受不了警示音才繫上安全帶的時候，這個道德行為的「道德」到底在哪裡——汽車系統電流中的電子，還是你身體神經傳導中的電子？對於 Latour 來說，道德很多時候是科技的產品，而不是原料。Latour 甚至認為，經常抱怨社會大眾品德低下與道德淪喪的社會學家實際上搞錯了方向：與其一直討論人／社會，不如將眼光放在物／科技（Latour, 1992）。

受到 Latour 的啟發，PoT 也暫時停止以社會之名在科技面前劃下警告線、要求科技不得越過雷池一步。例如，PoT 重新將 Michel Foucault 解讀為技術哲學家，認為 Foucault 並不直接簡單直接地反對技術作為規訓權力的施展，相反地，這些技術權力實際上是催生當代主體（靈魂）的關鍵，換句話說，重點不再是「以自由之名推倒技術及其權力」，而是「如何發展我們與技術的關係」、甚至「如何使用科技塑造自己成為理想的主體」（Dorrestijn, 2012）。對於 PoT（至少社會導向者）來說，人類的主體、感知、與行動都是透過技術中介（technological mediation）而形成，純粹的人類主體並不存在（Verbeek, 2011）。

STS 可以走得更遠

STS 曾經教會 PoT 許多，如今 PoT 或許可以反過來幫 STS 一點忙。過去數十年來，STS 努力破除科學與技術的神話，成果十分豐碩，不只揭露科技發展過程中行動者的利益糾葛，也重新看待專家與常民的知識位階與落差。大體而言，STS 的階段性任務——解構——已經大致完成，未來重點或許應該轉向新的目標——重構。

人們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主體？我們要有什麼樣的社會？如果科技與社會兩者勢必相互構成，那麼在一個理想的未來中，我們要讓或應讓科技做些什麼？賦予科技這些能力的正當理由又是什麼？即使 STS 認為民主是決定社會走向的必備程序，STS 也應該要能提供自身的未來圖景（scenario）版本。STS 對於科技社會的「實然」鑿斧甚深，如果能夠搭配 PoT 對於「應然」問題的追問與探索，未來 STS 將能擔負起提供科技社會發展原則與指向的重任——至少我一直這麼期待著。

歡迎光臨哲學系，有空就來看看吧！

註釋：

3TU 分別是 University of Twente、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與 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以下部份主要翻摘自我 2014 年台灣 STS 年會的會議論文，請見 Hung (2014)。
例如 Verbeek 當年的博士論文即是在 WTMC 的經費支持下完成。
Hans Achterhuis 被譽為荷蘭過去一百年間最重要的哲學家（沒有之一）。基本上，到荷蘭任何一家書店的哲學（filosofie）書架去看，都能找到一排 Achterhuis 的著作（皆以荷蘭文寫成）。

參考書目：

Achterhuis, H. (1997). Van Stoommachine tot Cyborg: Denken over Techniek in de Nieuwe Wereld.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Ambo.
Achterhuis, H. (2001).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rn. R. P. Crease, Tra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rey, P. (1997). Social Constructivism for Philosophers of Technology: A Shopper's Guide.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2(3-4), 56–78.
Dorrestijn, S. (2012). The Design of Our Own Lives: Technical Mediation and Subjectivation After Foucault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wente, The Netherlands.
Hung, C. (2014). Beyond Heideggerian Criticism toward Technology: The Implications of Dutch Society-Oriente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for STS in Taiwan. Presented at the 2014 Taiwan STS Annual Conference, Hsinchu, Taiwan.
Ihde, D. (2009). Postphenomenology and Technoscience: The Peking University Lectur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atour, B. (1992). Where Are the Missing Masses? The Sociology of a Few Mundane Artifacts. In W. E. Bijker & J. Law (Eds.),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pp. 225–258).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Verbeek, P.-P. (2005). Artifacts and Attachment: A Post-Script Philosophy of Mediation. In H. Harbers (Ed.), Inside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Agency and Normative in the Co-Production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pp.125-146). Netherland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Verbeek, P.-P. (2011). 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