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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 Credit: ~C4Chaos~C4無秩序 (CC BY-NC-SA 2.0) |
根據王大師的一些「自述」與文章內容，大概可以知道王大師的背景立基人文社會領域；而 Gene Ng 在泛科學的個人資料則明白寫著一路接受生物學訓練，換句話說有著堅實的科學背景。對於從理工轉換到人社的我來說，這樣的爭議自然容易引起我的高度興趣。更有趣的是，Gene Ng 在文章中大量引述科學哲學作品，尤其是孔恩（Thomas Kuhn）的典範理論，來說明不符合常態科學的理論自當不具價值。回想當初，正是因為受到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影響，進一步接觸其他科學哲學作品，也才逐漸堅定轉換跑道的志向，加上目前研究又待在以科學技術為研究對象的科技與社會（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領域，因此對於眼前兩造爭議、對於怎樣算是科學，不禁想說點什麼。
首先，Gene 文對於孔恩（以及其他科學哲學家）的引述相當正確，大體能夠忠實傳達孔恩觀點的主要內容，不過不得不說，有些地方確實有待商榷，甚至有誤解典範理論之虞。孔恩雖然指出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是科學發展的動力，但他同時也認為常態科學是科學發展的阻力。原因在於，常態科學可以提供理論基礎、提供世界觀（worldview），奠定科學社群的努力方向，使得各種案例、證據、與應用能夠大量累積，直到出現眾多或關鍵無法被既有典範吸納的「異例」（anomaly），才會逐漸導致既有理論失去公信力以及新理論的興起，然而，在提供路徑（approach）的同時，常態科學其實也在限制科學社群的研究取向，哪些問題應該被問、哪些主題值得研究、哪些答案算是合理，幾乎都被常態科學給定，也因此常態科學是種類似「拼圖」的解謎活動：我們大致知道圖案為何，因此總是能夠拼出最終圖案。換句話說，依循常態科學來做研究幾乎「保證有解」。這就是孔恩學說最為曖昧的地方，因為透過典範理論，有些人強調典範作為動力的正面效果，而另一些人則聚焦典範作為阻力的負面效果。孔恩把這種既是動力又是阻力的典範特質，稱之為「必要的緊張關係」（the essential 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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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 Credit: Dennis Wilkinson (CC BY-NC-SA 2.0) |
孔恩根據他的科學史研究，認為新的理論之所以能夠取代舊的理論，很多時候並不是因為新理論比舊理論能夠解釋更多的現象、或者比舊理論有更準確的預測能力，而是經過科學革命以後，整個「問題意識」都轉換了：哪些現象需要被解釋、哪些事情值得預測，都已經不同於以往。換句話說，我們無法衡量或比較新理論與舊理論哪一個比較好（或者這樣說——哪一個比較科學），因為就連比較的參照點都已不再相同。這就是孔恩一直到過世之前仍然堅持（與修補）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概念。所以，不同於 Gene 文所言「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出現，是因為當時已經無法用牛頓力學解釋的現象愈來愈多了，於是就出現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孔恩自始至終都認為愛因斯坦相對論與牛頓物理學兩者無法比較誰的解釋能力比較強，因為就即使是一樣的「質量」（mass）一詞在兩個理論中都在指涉不同的東西。對於孔恩來說，新理論能夠解釋的現象越來越多，是在新理論已經逐漸成為新典範之後——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投入新理論並證明它——而不是之前。換句話說，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創生主要不是要用來或企圖解釋牛頓物理學無法解釋的現象，而是在前者的導引之下有越來越多人注意到後者無法解釋的現象，然後再回過頭來說後者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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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 Credit: Wally Gobetz (CC BY-NC-ND 2.0) |
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如果兩個理論無法比較，那麼科學社群究竟要選擇哪一個？或者，我們要怎麼解釋新理論「贏了」？對於孔恩來說，新理論其實沒有贏：科學社群之所以採納新理論而忽視或拋棄舊理論，不是因為科學家們經過實驗（精確地說是「決斷實驗」）而獲得較多的證據數量或較高的證據強度，而是因為舊理論的支持者逐漸凋零、退出、與死亡。也就是說，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是一個與時間推移有關的淘汰過程。另一方面，科學家個人選擇何種理論其實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那些被視為「不科學」的因素，美學就是其中之一。例如，克卜勒（Kepler）（對，就是孫燕姿歌裡唱的那個）的「行星軌道為橢圓形」之說，之所以要在他死後幾個世代才漸漸被接受與承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學說與主宰西方千年以上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學說相互衝突：亞里斯多德認為天體的運動軌跡必然是圓形（天體本身也是圓形），原因無他——因為圓形是最完美形狀，而「天」體屬於神聖領域，當然要是圓形。
那麼，我們能說後人（克卜勒）比前人（亞里斯多德）更科學，所以不會再被「美學」這種沒有科學根據的因素「誤導」嗎？不，孔恩認為，美學偏好在理論選擇與理論創生上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公式是否簡潔、結構是否對稱…等，而我們找不到什麼「科學」證據來支持這些偏好。相反地，我們甚至有可能找到這種偏好對於理論創生與選擇的不利影響，例如略去太多細節以至於方程式過於「理想」，導致理論總是需要「特置假設」（ad hoc hypothesis）來保護與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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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 Credit: Here (CC BY-NC 2.0) |
孔恩的科學史研究，之所以成為當代許多學科——無論人文或理工——以及科學哲學（一個有許多理工博士或教授參與的領域）無法繞過的重要著作，正是因為他給出了一個重要啟發：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我們是否絕對正確，也不知道當前的典範可以走多久又走多遠，很可能今日的常態科學到了下一個十年、二十年就變得不再常態。換句話說，愛因斯坦很可能成為後世眼中「曾經偉大」的科學巨人，就像亞里斯多德那樣——他有一整套科學理論、曾經被視為科學的代表，但對於當代來說只有去哲學系才會需要讀他。有了對於孔恩的這個理解，王文的憂心與批評——主流科學正在不斷排除各種邊緣學說——就不難理解了。我想，對於王大師來說（雖然我沒真的問他），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而 TED 只是具體而微地再現了這個現象。就這一點來說，我確實有與王文相同的擔心：如果我們只注意常態科學的正面作用，那我們可能忽視這個正面作用所帶來的封閉效果；如果我們真的嚴刑峻法地排除任何不符合當前常態科學的觀點，那麼我們很可能因此屏棄具有價值的學說（最好的例子是「中醫」），或者拖延與扼殺新理論的提出。
不過，王文也有值得疑義之處。從王文的字裡行間看來，頗有一點「TED 故意如此」或者 「TED 主導一切」的陰謀論意味，但對於 TED 刪除兩個演講的現象，我們大概不需要做這樣的解讀。就像 Gene Ng 後來在個人部落格追加的〈為何倡導偽科學是犯賤？〉提到，TED 刪除兩個演講其實「有咨詢網友的意見並開放討論」，這表示至少 TED 不是專斷獨行。不過，兩則演講爭議性極高以至於「下架」一事，其實更突顯了當代科學的典範「力量」，因為就連大部分聽眾（至少英語系聽眾）都認為兩個演講「不科學」，而這不啻是當代科學「常態化」的最佳例證。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很難說 TED （或科學家、或民眾）是「故意」排除那些不符主流的演講，因為長期在典範下工作與學習的人們，往往是「真心」相信常態科學的正確性與真實性，而不是因為有「利害考量」——例如擔心另類理論成真會讓自己失去工作與名聲——所以抵抗與排斥。換句話說，王文對於 TED 以至於整個主流科學的陰謀式理解很可能走得太過了。對於常態科學的負面效果過於強調與提防，有時反而會讓我們輕易指責那些支持主流論述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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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D 網站首頁（2014-07-15） |
如果要說王文與 Gene 文的爭議可以帶給我們什麼啟發，大概可以這樣來說：我們必須同時注意到當代（常態）科學作為動力與阻力的效果，不論是在評論時或實作上，捨棄任何一個都有欠公允。在大部份的時候，當代科學都能給出紮實的證據以及可靠的預測，成為日常生活與國家發展不可欠缺的要素，但我們不能因此不給另類觀點保留空間，因為我們始終不知道它們會不會是下一個典範、或者是下一個被稱為「（真）科學」的東西。不過，這也不表示我們要給予這些另類觀點大量的發展資源與投注，因為我們始終需要面對一個實際問題：金錢與人力有限。在這種無可避免的條件限制下，選擇投資與挹注「一定有解」的常態科學會是比較保險與務實的作法（註）。簡單來說，就像生物多樣性一樣，我們必須尊重自然界的天擇淘汰機制，但卻也要保護那些快要滅絕的物種。面對常態科學的動力與阻力，「留下後路」或許是取得平衡——有益的緊張關係——的最好辦法。
至於 TED 事件本身，我認為它完全有權利作為一個「論述守門人」，只要它能夠承認自己並非中立而有過濾，而且我們也不再誤認 TED 只是個單純的發聲平台。更重要的是，TED 必須說明之所以兩則影片——以及未來任何影片——上架卻又下架的原因。TED 標語「Ideas Worth Spreading」無論如何都暗示了存在某些判斷「值不值得」的標準，而公開「這些標準是什麼」會比不予說明要來得更好，至少對於熟悉或重視典範負面作用的聽眾來說，有助於增加 TED 的公信力、減少被慣以陰謀論詮釋的機會。TED 也不需擔心會因此減損在一般聽眾心中的可信度，因為在他們原本就接受與遵循常態科學的情況下，TED 的篩選標準看來暨合情又合理，甚至可以被視為正在捍衛科學呢！
註：換句話說，我們不需要像費若本（Feyerabend）「Anything goes!」一樣走得那麼遠。
參考書目：
-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到博客來買書：英文原版、中文譯本）
- Kuhn, T. S. (1979). The Essential Tension: 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 (New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eyerabend, P. (2010). Against Method (Fourth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Verso. （到博客來買書：英文原版、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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