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時擱置鄭捷犯罪的歸因問題（個人狀態或社會無愛），以及防患未然的方法爭議（死刑嚇阻或加強警備），這些近日已有許多討論。我的疑問是：為什麼鄭捷的父母要道歉？
 |
| Photo credit：Chung Shao Tung (CC BY-SA 2.0) |
鄭捷父母的道歉，似乎透漏了台灣社會的某種矛盾。他們尚未出面、僅以書面致歉的時候，總有些人認為他們躲避輿論、缺乏道歉誠意；但當他們親自出面、甚至為此下跪的時候，又有些人認為傷者已死、道歉於事無補。如果父母選擇替自己的孩子辯護，可能會被視為一昧護短、無視大義；而當他們大力譴責惡行甚至要求檢方處以重刑的時候，卻被看成冷血父母的象徵、也被當成鄭捷缺乏父愛母愛的證據。可以想像，鄭爸與鄭媽在面對事件的過程中，會是如何的徬徨與無助，因為好像無論怎麼做，台灣社會都不會真正滿意。
為什麼鄭捷的父母要道歉？這個「為什麼」，不是追問他們道歉的「外在理由」，也就是外界認為的他們應該道歉的原因，例如：沒把小孩教好、不夠關懷小孩。這個「為什麼」，也不是在問他們道歉的「內在理由」，也就是他們最終選擇出面道歉的動機，例如：經過多日反省、承受輿論壓力。
我真正的好奇，與其說是「為什麼鄭捷的父母要道歉？」，不如說是：為什麼我們的社會認為鄭捷的父母應該要道歉？
為什麼鄭爸與鄭媽，必須要為了鄭捷的犯行，承擔社會輿論的攻擊與責難？鄭捷已經是個成年人，報載現年 21 或 22 歲，已過（刑法法定）成年年齡三至四年，應該為行動負起責任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他的父母。台灣輿論對於鄭捷父母的「期待」與「究責」，透露出的是台灣「家父長制」的文化心態：父母有必要把小孩教好、控制好小孩的言行，如果小孩還有問題，大半是因為父母有問題。
所以，台灣社會的小孩，從小就保護和管教的很好，雖然安全也鮮少犯錯，但卻不會獨立做決定與選擇、並且為學著為自己決定與選擇負起責任。台灣小孩的成長過程，從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都在父母有形無形的「關心」與「擔憂」之下，走著大部分人都走過的路。大部份人的共同經驗是：我們都在父母的千叮萬囑（碎唸？）之下長大。
台灣的家長，其實也是這種文化心態的受害者。由於台灣社會對於家長的要求和期待，父母不得不把孩子的行為和表現都往身上攬：如果「孩子輸在起跑點上」，會被視為父母的失職，所以他們非常努力工作賺錢要把小孩送進補習班與才藝班。我們的父母不得不與其他父母（特別是親戚）談論自己的小孩，看起來被比較的是孩子的近況，但實際上正在較量的是父母自己。
 |
| Photo credit: Kaba (CC BY-NC-SA 2.0) |
這個家父長制心態，其實不只在家庭生活，其實也在公眾事務。小至當有人無視告示牌的警告跳入溪水結果喪命，我們責怪政府把告示牌做得太小、為什麼不拉防線、甚至怎麼不派人駐守或巡邏。大至當台灣產業不思轉型卻不得不加入全球競爭，我們責怪政府沒有積極保護措施、沒有經費挹注、沒有提前預防。政府官員被當成「大家長」或「地方父母官」，我們期待政府照顧我們、導引我們、為我們設置安全屏障。看看大眾交通工具上有多少的叮嚀標語，又有多少的防護措施避免我們從月台跌落，就可以知道政府之於國民多麼像是父母之於孩子。
然而，我們或許應該注意到，家父長制的文化心態，其實和（西方）民主制度相互扞格。台灣積極學習的西方民主制度，奠基在「個人主義」之上，一方面強調個人擁有自由與權利選擇做什麼事、投什麼票，另一方面卻也強調個人必須要為自己的選擇與行動負起責任、承擔後果。我們無法只要前者，而不相應地接受後者。就像作為子女，我們很難要求父母只給我們資源與照顧，同時卻不時刻擔心我們、糾正我們。有許多政治文化評論者抱怨台灣政府的使用「家父長」的態度來管理人民，但是這其實是一體兩面：如果我們要求的是一個會「為了我們好」的政府，那麼我們就很難同時拒絕隨之而來的、很像父母的管教態度。
鄭捷父母代替兒子道歉，反映的是台灣社會長期家父長制的文化態度。家父長制並非沒有好處，台灣社會父（母）慈子（女）孝、家庭關係緊密，這是西方社會不常見到的。西方民主的個人主義一樣也有壞處，恰與華人社會相互對照。要怎麼調和兩者，或許是台灣社會一直以來嘗試解決卻依舊存在的問題。
※本文同步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