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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多前的一個炎熱夏天，我坐在辦公室起草《政體與身體》的書稿，窗外的中庭傳來一陣的軍事口令，與學生辦活動的吵雜聲響。當下困擾我的不只是這些連日來的軍事口令、術語與動作，還有一個突來的迷惑。這不是一所大學嗎？為什麼自己高中和大學時期經歷的場景，到現在都還存在？為什麼學生會用部隊集合的方式，來組織和擺置自己的身體？為什麼沒有其他的辦活動方式？（頁 i）
作者在〈自序〉中如此描述此書研究的起心動念，也因為受到這些字句的感召，我才將此書從書店帶回家。的確，從我出生的1980年代一直到現在，「起立」「立正」「敬禮」「向右看齊」「向前看」這些命令句，依然在大學、高中、國中、甚至國小（幼稚園？）響起，幾乎成為跨遍各世代的共同經驗。這正是此書傾全力回答的焦點問題——何以這樣的軍事訓練會蔓延到社會，並且能夠持續以至於成為一種普同經驗？
作者從用歷史的開展來回答上述的疑問，簡單來說，從1895年由袁世凱主導的「新軍」將德國的軍事訓練方式正式引入中國後，隨後一連串直到二戰結束的大小戰爭，以及與這些戰爭有關的軍隊，都採用甚至逐步加強了這種對身體嚴密控制的訓練方式，而這樣的「現代」軍事訓練何以蔓延至社會的各個層面，則是需要作者的核心論點——「雙重之戰」——來回答。作者強調，戰爭絕對不是對「外」開打而已，同時也必須對「內」開打：對於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來說，要能夠對外敵動武，就必須動員國內的人事物，在經濟上、人力上、物力上都達到相互協調且妥適的標準，否則通常只有失敗一途。換言之，民族國家不只需要征服「異己」，也同時需要鞏固「自己」，在此，「民力＝兵力」的算式於焉成立，身體成為政府關注的焦點，如何讓這些身體「可用」變成「內戰」的主軸：一方面，這些身體必須是健康能勞動甚至能作戰的；另一方面，這些身體雖然活蹦亂跳，卻不能跳出可以控制的框架之外。
當然，這種「對內」（以社會為敵體）的戰爭，在台灣顯得別明顯且重要。1945年的終戰，實際上是「對外之戰」的結束，對於搬遷至台的國民黨政府來說，剛剛才從日本總督府接收過來的台灣人民，意味著一場艱難的「對內之戰」。作者認為，對內之戰是一種「社會工程」，它必須透過軍訓課、童子軍、新生活運動、義務役…等各式活動的開展，來讓每一個「元件」——物資、制度、當然還有身體——就定位並且安分守己的工作。
雖然本書以「身體」為主標題，我們也可以看到身體如何在軍事訓練下被「馴化」，但這些馴化後的身體如何產生具體的效用，本書卻未談得太多（這或許是因為作者以「宏觀」的角度出發）。實際上，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在隊伍中持槍立正一個小時，鍛鍊的不只是肌肉而已，它同時也要求心性上的忍耐，「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打造的不只是隨時能夠上戰場的身體，也是能夠「言聽計從」的心性甚至「民族性」（註） 。我認為，這種「聽話」習性的養成，才是軍事訓練所帶來最有用的效果，這也是何以解嚴以後不斷強調「民主」的台灣，擁有的卻經常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操弄式民主。即使台灣已經逐步採用募兵制，有走向「後軍事」社會的趨勢，也逐漸放鬆對於身體的管制，但近年來國軍所謂「全民國防」的論調，卻仍然沒有放棄對於心性的培養。
總而言之，如果台灣企圖走向公民社會，不只需要破除一個個言聽計從的身體，也需要重新打造伴隨身體訓練而來的心靈。
註：基本上，民族「性」不應該被理解成「本性」，它僅僅只是歷史條件形塑而成的「慣性」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