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14

未曾鬆開的束縛:簡評《戰爭、身體、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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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台北:聯經,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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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多前的一個炎熱夏天,我坐在辦公室起草《政體與身體》的書稿,窗外的中庭傳來一陣的軍事口令,與學生辦活動的吵雜聲響。當下困擾我的不只是這些連日來的軍事口令、術語與動作,還有一個突來的迷惑。這不是一所大學嗎?為什麼自己高中和大學時期經歷的場景,到現在都還存在?為什麼學生會用部隊集合的方式,來組織和擺置自己的身體?為什麼沒有其他的辦活動方式?(頁 i)

作者在〈自序〉中如此描述此書研究的起心動念,也因為受到這些字句的感召,我才將此書從書店帶回家。的確,從我出生的1980年代一直到現在,「起立」「立正」「敬禮」「向右看齊」「向前看」這些命令句,依然在大學、高中、國中、甚至國小(幼稚園?)響起,幾乎成為跨遍各世代的共同經驗。這正是此書傾全力回答的焦點問題——何以這樣的軍事訓練會蔓延到社會,並且能夠持續以至於成為一種普同經驗?

作者從用歷史的開展來回答上述的疑問,簡單來說,從1895年由袁世凱主導的「新軍」將德國的軍事訓練方式正式引入中國後,隨後一連串直到二戰結束的大小戰爭,以及與這些戰爭有關的軍隊,都採用甚至逐步加強了這種對身體嚴密控制的訓練方式,而這樣的「現代」軍事訓練何以蔓延至社會的各個層面,則是需要作者的核心論點——「雙重之戰」——來回答。作者強調,戰爭絕對不是對「外」開打而已,同時也必須對「內」開打:對於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來說,要能夠對外敵動武,就必須動員國內的人事物,在經濟上、人力上、物力上都達到相互協調且妥適的標準,否則通常只有失敗一途。換言之,民族國家不只需要征服「異己」,也同時需要鞏固「自己」,在此,「民力=兵力」的算式於焉成立,身體成為政府關注的焦點,如何讓這些身體「可用」變成「內戰」的主軸:一方面,這些身體必須是健康能勞動甚至能作戰的;另一方面,這些身體雖然活蹦亂跳,卻不能跳出可以控制的框架之外。

當然,這種「對內」(以社會為敵體)的戰爭,在台灣顯得別明顯且重要。1945年的終戰,實際上是「對外之戰」的結束,對於搬遷至台的國民黨政府來說,剛剛才從日本總督府接收過來的台灣人民,意味著一場艱難的「對內之戰」。作者認為,對內之戰是一種「社會工程」,它必須透過軍訓課、童子軍、新生活運動、義務役…等各式活動的開展,來讓每一個「元件」——物資、制度、當然還有身體——就定位並且安分守己的工作。

雖然本書以「身體」為主標題,我們也可以看到身體如何在軍事訓練下被「馴化」,但這些馴化後的身體如何產生具體的效用,本書卻未談得太多(這或許是因為作者以「宏觀」的角度出發)。實際上,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在隊伍中持槍立正一個小時,鍛鍊的不只是肌肉而已,它同時也要求心性上的忍耐,「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打造的不只是隨時能夠上戰場的身體,也是能夠「言聽計從」的心性甚至「民族性」(註) 。我認為,這種「聽話」習性的養成,才是軍事訓練所帶來最有用的效果,這也是何以解嚴以後不斷強調「民主」的台灣,擁有的卻經常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操弄式民主。即使台灣已經逐步採用募兵制,有走向「後軍事」社會的趨勢,也逐漸放鬆對於身體的管制,但近年來國軍所謂「全民國防」的論調,卻仍然沒有放棄對於心性的培養。

總而言之,如果台灣企圖走向公民社會,不只需要破除一個個言聽計從的身體,也需要重新打造伴隨身體訓練而來的心靈。

註:基本上,民族「性」不應該被理解成「本性」,它僅僅只是歷史條件形塑而成的「慣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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